【编者的话】
上海这个春天，天气忽冷忽热。3月底甚至持续2天出现30℃以上的“高温”，这在上海的气象记录里很罕见，让人直呼看不懂。如此这般的极端事件出现，其实都脱不开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话题。当最新的数据给2024年的“热”盖章认定，当全球变暖1.5℃已成定局，这个微小的温度跃升，仿佛正在重塑人类文明的基本生存图景。
未来，持续不断上涨的海水是否真的会淹没上海外滩的江堤？人类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已经变成“立刻马上现在”，而主动了解“1.5℃”这些数值背后的故事并开始思考，正是行动的第一步！
2024年成为有观测以来175年的最暖年份
又一次打破纪录=又一次敲响警钟
陈晓龙
个别年份突破≠控温失败
2013—2014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2℃温升下，本世纪末全球海平面将普遍上升0.5米以上，作为重要渔业和旅游业资源的珊瑚礁也会几乎灭绝，将导致小岛屿国家的生存危机。因此，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小岛屿国家联盟强烈要求将1.5℃目标写入大会文件，最终通过的《巴黎协定》中才出现了“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以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以内”这样的表述。从此，1.5℃温控目标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阈值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巴黎协定》中1.5℃和2℃温控目标是在科学评估、政治博弈和脆弱国家的生存诉求反复拉扯下的产物，其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目标，以便更好地指导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但是，个别年份全球平均气温较1850—1900年的基准值上升1.5℃，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提出的1.5℃温控目标已无法实现。
IPCC最新评估报告采用20年均值来定义未来全球变暖水平，因此对《巴黎协定》1.5℃和2.0℃温升阈值的突破，同样应理解为长期平均意义上的超出。按此标准，只有当20年的平均观测温度超过1.5℃，才能确认1.5℃温升事实。也就是说，在“破1.5℃”后,再过10年才能识别长期温控目标是否失效。
但是，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减排措施，第一次突破1.5℃之后的20年平均温度，几乎必然也会突破1.5℃温控目标。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每排放1万亿吨CO2，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45℃左右。为了使温升不超过某一阈值，允许排放的CO2总量不能超过一个限额。将未来非CO2温室气体（如甲烷）排放的影响考虑在内，在50%的概率实现1.5℃和2℃温控目标下，自2025年起的剩余CO2排放空间分别仅有2350亿吨和11100亿吨。按照2024年全球排放416亿吨的速率计算，上述剩余排放空间将分别在6年和27年内耗尽。
但当前各国承诺的自主贡献减排计划，到本世纪末全球仍不能达到净零排放，不仅完全无法实现1.5℃目标，还存在1/3的概率在本世纪中期突破2℃目标。
“破纪录”已变得司空见惯
之所以要呼吁快速且强力的减排行动，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正是因为急剧的气候变化释放出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新世纪以来，我们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听到或亲历一些破纪录（record-breaking）的极端事件，似乎已司空见惯。2021年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在全球变暖下，世界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确实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近年来，随着全球温升不断逼近1.5℃，某些极端事件超出原有纪录的幅度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为了与原来的“破纪录”称谓有所区别，科学家将这些特别异常的极端天气称为“甩纪录（record-shattering）”事件。例如，2021年7月北美发生的极端热浪强度比此前的纪录高将近5℃，同月我国郑州的特大暴雨强度最高达到1小时201.9毫米，比此前24小时的降水极值（189.4毫米）还要高；2022年夏季我国人均热浪暴露天数达到21天，比气候基准值（5.4天）高出近3倍；2023—2024年全球平均海表温度比2015—2016年的纪录跃升了0.25℃，达到了500多年一遇的水平。当前的气候变暖速度、极端事件频率等已超出历史经验和科学模型的预期，因此，许多科学家惊呼：气候变化已经进入了“未知领域”。
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导致的增暖，这些“甩纪录”事件几乎不可能发生。若能够将升温控制在1.5℃以内，与2℃目标相比，将会显著降低气候和环境风险，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需“减缓和适应”双管齐下
2024年温升首次突破1.5℃是气候又一次敲响的警钟。为应对当前和未来可预见的危机，需从减缓和适应两大方向协同行动，双管齐下。
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要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加快能源系统转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广分布式能源与储能相结合的方案；在工业生产领域进行技术创新，推广氢能和碳捕集；在有条件的地区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在交通与建筑领域实现低碳化。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需提升社会与生态韧性。包括提高早期预警系统的覆盖率和时效性，对大型城市进行防灾改造，应对城市内涝和海平面上升，提升极端天气预警与应急水平；推广耐旱、耐盐等作物，采用新技术加强水资源管理，保障农业与粮食安全；向公众普及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的科学知识，培养极端天气发生时的自我保护意识，在社区层面建立极端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等。
在我国，风光发电的装机规模、电动汽车的生产以及保有量均达到世界第一，大规模植树造林在减少碳排放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有望为世界度过气候危机带来一线曙光。
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气象学会青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晓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