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中有“秦巨伯斗鬼”故事，见于卷十六，记载了古琅琊人秦巨伯的“误杀”悲剧，全文不足三百字。作家、编剧宋方金春节回乡期间，重读《搜神记》时，惊觉原文第一句中的地名，是他的老家，出于探寻秦巨伯悲剧根源的目的，宋方金书写了九万字的小说《两心》（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与当代电影《误杀》注重悬疑与推理不同，不同时期内记载于典籍、演义、志怪中的“误杀”，如曹操杀吕伯奢、西汉七国之乱中被杀的吴国太子刘贤，包括秦巨伯斗鬼在内，都直白、刚猛，匪夷所思中又带有宿命般的必然，因而产生了一种令人不敢靠近又忍不住想要一窥究竟的特殊情境。这些背景为古代、叙事或实或虚的记录，经历过书卷与时间的选择和过滤后，呈现为一幅历史与人性交织出来的复杂画卷，它们生动而深沉，躁烈又惆怅，对于当下读者的心灵而言，有着重锤相击的作用。
秦巨伯的“误杀”对象，是自己的孙子，对于《搜神记》原著中这一悲剧核心，改编者宋方金给予了维护与重视，但对于原文的含糊其辞以及逻辑缺陷，进行了原创性很高的重写：白色黄大仙（一只名为白杜鹃的黄鼠狼）成为秦巨伯一生的“敌人”，亲家公李四（山神庙守庙人）是秦巨伯的“酒肉知己”，妻子杨氏女和儿媳李珠等人物的出现，使得秦巨伯的形象得以在《两心》中完整且丰富了起来，他从《搜神记》中的那个行为简单粗暴的家长，成了《两心》中情感复杂、念头丛生、时而进退两难的立体人物。
在《两心》里，秦巨伯拥有许多：有了家族谱系，从爷爷到孙子，血脉传承带来了职业与性格特点的延续；有了家传之宝两心壶和连心扣，两心壶助他可水可酒、可醒可醉，连心扣帮他捕捉黄大仙赖以谋生；有了社会关系网和公众形象，这两者通常在大集上得以展示，这标志着秦巨伯不能例外，也是古代农耕制度下深受规则约束与道德制约的人之一。在此背景下，从法律思考的层面审视秦巨伯“误杀”，就必然隐藏着人性恶劣一面被激发的可能，对此，《搜神记》没有明确表达，《两心》表面看也没有，但宋方金还是通过他的文字，绘出了“误杀”事件背后的草蛇灰线。
为了讲好《两心》，宋方金将古琅琊的乡土民俗记忆打捞了出来，对自然风景、乡村集市、美食制作、人际礼仪等，都有着简洁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作者对于风物的饱含深情，愈加映衬出对于人物的冷静审视，风暴往往隐藏于晴空万里之后，秦巨伯为何在这样一个适合安居乐业的环境下走向癫狂，成为《两心》想要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与人性挖掘，在有了“误杀”这么一个“悲惨却令人无言”的结局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对“误杀”的必然性进行梳理与呈现，成为作者的写作出发点。
秦巨伯与白色黄大仙白杜鹃争斗了一生，他与它是势如水火的对立面。秦巨伯捕杀了无数白杜鹃的同类，而“讨封”成功后业已成仙的白杜鹃则以替同类复仇为目标要杀秦巨伯，在这场人与动物的搏杀中，秦巨伯有无数实现和解、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弱小的黄鼠狼群体相比，他掌握的权力要远远大过“敌人”，而秦巨伯之所以无法停手，是因为捕杀黄鼠狼是祖传的活路，所以，《两心》的故事本质上是讲一场“生存之争”，两个对手紧盯对方，都是为了活下去，因为斗智斗勇，在争取活下去的欲望当中，又增添了无数的怨念与恨意。
白杜鹃对秦巨伯之恨，体现于它召集一群身强力壮的黄鼠狼给秦巨伯掘了个大小合适的坟，但秦巨伯之死，却与白杜鹃无关，严格说来，他毁于自身、死于自心，所谓“两心”，是讲一个人内心的孤独，也是讲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就像两心壶的功能一样——哪怕把两个心装在一个壶内，也因为内有机关、无法融为一体，就像连心扣的反讽一样——名为连心，意为绑定，不能同甘共苦，只能一同赴死，这样的“两心”，与书中无数的悲剧故事，都能对应上。
哪怕熟知《搜神记》原文故事，读到《两心》秦巨伯“误杀”之后戛然而止的叙事时，也会瞬间被震惊感所笼罩，因为这本新著给予了“误杀”得以成立的足够多的证据，这出人伦悲剧如果剥离掉乡土民俗与志怪传说色彩，那么将只剩下凝视深渊并被深渊所凝视的冰冷人性，而白杜鹃与其同类的存在，反而因警醒意义而使得这个故事拥有了难得的救赎与谅解所制造的暖意，假若秦巨伯能够像白杜鹃那样退后一步，另择其道，那么《搜神记》该卷或是另外一个写法，但也不会在东晋之后传播至今并衍生出《两心》这部小说了。
浓厚的文学性，在细心地涂抹着这本字里行间洋溢着悲伤的小说，《两心》主要的情境氛围，还是停留在东晋时期的，但对于人物关系的建立，还是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在价值观念的注入上，虽然明显带有现代性，但作者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个人价值观的过多介入，《两心》在古典叙事与现代表达之间，找到了一个开阔的地带。在并不算长的篇幅中，《两心》通常一两句带过几十年，把惜墨如金的文字留给人物的对话与情节。由第十五章《白杜鹃独白》开始，小说转换为白杜鹃视角，对整个故事进行复盘，这部分文字，可以看见时间缓缓流淌，人世悲欢离合皆淹没于时光，悲剧相比于喜剧，无非如石子磕到了河床底的岩石，留下更深的一点痕迹而已。
读完《两心》，会发觉它对东晋志怪小说，进行了一次有次序的外壳剥离与内容重构，是一次对经典文本的成功转译，使《搜神记》获得了更大的当代阐释空间。正如文学评论家程绍武所说，“《两心》实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典范”。在精确、唯美的文字背后，宋方金也完成了一次对封建社会、乡土民间的病理学分析，阅读本书所带来的一些体验，或能有效帮助读者看到现代性焦虑的古早起源，并寻找到与之对抗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