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组成立，工作人员在花鸟市场收集了一些青铜兵器，后来有人拿东西请博物馆的专业人员鉴定，其中就有一些青铜戈、矛等比较完整的器物。当时，大家对这些与中原地区青铜兵器风格不同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所知不多，认为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用品，但具体是哪里出土的，是哪个民族的东西，谁也说不上来。”学者蒋志龙在《发现滇国》中这样写道。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这批文物已在昆明花鸟市场出售，部分流失，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一次闲聊中，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说，抗战时，他的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出土青铜器，好的被地主恶霸拿走，剩下的被村民当废铜卖了。云南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立刻派人去晋宁县调查，果然找到了青铜器出土点。
从1955年3月起，考古人员在晋宁县多次发掘，古滇国青铜器、西汉“滇王之印”金印等发现震惊世界。一方面，它证明了史书中语焉不详的古滇国确实存在；另一方面，刷新了人们对古代中西交通史、奴隶社会、边疆史等多方面认知。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出土于1956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它是古滇国“以权力为中心”到“以财富为中心”，并自此衰亡的见证。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古滇国仍有无数的谜待解，幸存重器以供今人凝视。本文主要参照黄懿陆先生的《滇国史》一书写成。
司马迁的话靠谱吗?
最早提到滇国的文献是《史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音如敲）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为定属楚。”司马迁称，庄蹻回归时，赶上秦攻楚，取巴、黔中二郡，归路被断，庄蹻改穿当地人衣服，在滇置吏称王，遂有滇国。
此说有争议：
首先，秦取巴、黔中二郡是秦昭襄王廿二年（前277年），楚威王已去世52年，庄蹻为何入滇这么多年才想回去，难道一直等秦军来断后路？
其次，《韩非子》称庄蹻“为盗”，《史记》亦称“跖（即柳下跖，强盗的祖宗）、蹻暴戾”，楚国怎会任命一个强盗当将军？
其三，楚王后代多姓熊。春秋时，楚四大家族是蠲（音如捐）、成、屈、药；战国时，楚三大家族是昭、屈、景；均非庄。
其四，从考古看，滇国至迟出现在战国中期，学者张增祺认为“滇池地区古代文化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因袭关系十分清楚”，发展是连续的，中间无突变，丝毫看不出楚文化的影响。
司马迁的疏漏，写《后汉书》的范晔已看出来，便将庄蹻入滇的时间改成楚顷襄王时，且称庄蹻是强盗，入滇的是他的弟弟庄豪。可《后汉书》比《史记》晚500多年，司马迁都没提过的庄豪，范晔从何得知？
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王赵兴和修太后愿内附，被下属吕嘉所弑，汉武帝派五路大军伐吕嘉，司马迁跟着驰义侯先后到了邛、笮、昆明等地，司马迁喜网罗天下“旧俗风谣”“传闻异说”，以他的严谨，应不会乱说。
滇池是“颠倒的池”？
学者程鸿彬认为，司马迁可能被其文明观误导，试图将不同文明整合成整体，且不自觉地“将历史情节化”，用“英雄徙边记”故事解释一切。比如《史记》中称吴国第一代君主是周文王的祖父吴太伯、称匈奴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淳维。
古代学者多有类似偏执，范晔便称羌人之祖来自“三苗”，成了硬解。再如《后汉书》释滇池之名时，称：“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滇池即“颠倒的池”。学者尤中指出，彝语称山间平地为“滇”，或写作“甸”，云南境内的“甸”很多，如鲁甸、寻甸、倘甸、花甸、荞甸等，滇国首都在今云南省晋宁县晋城，周围是一大片山间平地，故称“滇”（甸）。
另有学者认为，彝语中的“滇”指“鹰”，彝人崇鹰，“滇池”应是彝语“滇濮殊罗”音译，意为“鹰祖之海”。
程鸿彬指出，《史记》中的滇国记录互相矛盾。
一是汉武帝遣使到滇国，“滇王与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语带嘲讽。
二是汉使节回去后，对汉武帝“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
三是平定西南夷战役后，“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滇国忽大忽小，取决于陈述主体：彼此生疏时，它便成了大国，隐含威胁；彼此亲密时，它便成了小国，以示无害。
基因研究发现，匈奴与夏后氏、吴越与周文王确有密切关联，司马迁的记录真实无误，并未落入“历史情节化”的认知陷阱。
强盗后来变名将
黄懿陆先生认为“庄蹻王滇说”正确，但庄蹻是越人，而非楚人。
楚国扩张时灭国最多。《韩非子》称“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吕氏春秋》称“肩国三十九”，其中就包括百越。楚灭百越后，部分越人贵族成了楚国贵族。越人首领庄蹻多次对抗楚，楚称他为“盗”，庄蹻归楚后，仍可“专用其兵”，称“东国兵”（即越人组成的部队），多达30万。杨宽先生说：“庄蹻原是为盗者，当是领导军队叛变而引发人民起事者，后来成为‘善用兵’的楚将。”
伍子胥攻楚时，楚都被破，楚国几亡，幸吴王阖闾（属越族）的弟弟夫概叛乱，吴军回师，夫概惨败，投奔楚国。此外，楚昭王的妻子是越人，其子是楚惠王，这可能是“苗裔说”的源头。越人昭氏遂成战国时楚三大家族（即三闾、三户）之一。昭意为王，百越后裔至今仍有此说。
史书有时记庄蹻为昭常、召滑，皆同音异写。
前316年，秦将司马错、张仪伐蜀，在“蓝田之战”中打败楚国，夺其汉中，楚国西境危急，双方在巫、黔中反复争夺，庄蹻一度夺回，但楚国又将二郡割让给秦，致庄蹻归路被断，不得不转向云南略地。
庄蹻及部下给云南带去先进的越文化，司马迁曾奇怪地说：“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
滇国是奴隶制国家，但不以国民为奴隶，而是与周边的昆明族持续开战，抓俘虏为奴。昆明族以游牧为主，至西汉初仍强盛。在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上，常见辫发的昆明族俘虏被杀死祭天的场景。滇国每逢大事，都要举行人祭。
滇国女性地位高
滇国善制青铜器。学者金正耀指出，商代妇好墓中部分青铜器原料就来自云南昭通，百越在商代晚期已制青铜器，越王勾践剑达到巅峰。
滇国青铜器更进一步，加入写实和生活化元素，以“一器一事”的方式呈现。比如“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在直径仅32厘米的贮贝器盖上，焊铸立体人物127人（未计残缺者），精描了滇王杀祭诅盟典礼：吊脚楼下，主祭人坐高台上，身边置多面铜鼓，台下杀牛马豕羊，杂役多人，待刑的裸体男子在主祭身后，旁有多个持器女性……
学者祝牧指出，从出土文物看，滇国主祭人均为贵族女性，墓葬多是单身葬，很少见合葬，说明尚在母系社会阶段，“祭祀的特权应该是被少数女性所把控”。
滇国早期主粮是小麦，只有锄耕，无牛耕，“古滇国中心之所在是云南地区气候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四季如春，湖泊众多且降雨充分，十分适宜植物生长。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善农耕，社会地位高。
滇国女性着装与男性近似。据学者樊海涛钩沉，范晔在《后汉书》中称“西南夷……其人皆椎结左衽”，从出土文物看，此说不确，滇人既穿左衽服装，也穿对开襟服装，还穿套头衣，骑士“披罽（音如寄，毛毡）”，巫师着虎豹皮，兽尾坠地，即“衣着尾”。女性一般着对襟长衫，长至股膝间，一般无裤或仅着短裤，均赤脚，基本不见有人穿鞋。
西汉晚期，益州（即原滇国）郡守文奇“开造稻田，民咸赖之”，牛耕推广，滇国女性地位可能受影响。
呈现惊人的开放性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出土时，内盛300多贝币。
在小梁王山墓葬中，发现两万多枚贝币。有学者认为，在出土青铜器人物中，无贝币交易场景，可能非实用，只炫富。学者杨斌指出，仅马尔代夫海域产的贝壳大小均匀，才能当贝币。这么远，古人如何获得？可见古代交通的规模与距离远超今人想象。
明代谢肇淛在《滇略》中说：“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清代云南民间仍用贝币。欧洲人贩奴，三分之一以上价格用贝币支付。且出土了滇国仿贝币铸青铜“蚁鼻钱”，本在楚国流通，是“庄蹻王滇”的一个证据。
古滇国呈现出惊人的开放性。
学者谢崇安指出，滇国青铜器上铸造的牛多为犎（音如封）牛，即瘤牛，颈背突起如瘤，原产于印度，巂（音如归，塞种斯基泰人）人牧养并传入滇国。《华阳国志》记，东汉时，原滇国一带“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印度）之民”。
学者张增祺认为，滇国出土文物中来自海外的有：
蚀花肉红石髓珠：人工绘画，燃干后埋在木炭余烬中，待其冷却，用粗布疾擦，原产巴基斯坦信德省。
浅绿色透明琉璃珠：与中国产的琉璃珠不同，可能原产埃及或西亚，波斯帝国大流士（前521一485年）一度占领印度河流域，使其流入云南。
狮身人面像：大致在西汉中期，此时狮子形象还没传入中原。
有翼虎错金镶嵌银带扣：整体为盾牌形，小亚细亚东部凡湖周围的古代乌拉尔图民族（公元前七世纪末和六世纪初被入侵的斯基泰人所灭）善制此，西晋时传入中原，比古滇国晚三四百年。
悄无声息地被替代
滇国产良马，《华阳国志》称：“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据张增祺钩沉，在滇国青铜器上，发现世界最早马镫——鞍下系两绳圈，套在大脚趾上。时间是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
滇国多山，无法骑“光背马”，原始马镫便于保持平衡，后经改良，在绳圈上绑一段木头，与现代马镫近似。此前最早的马镫出现在三国名将丁奉墓的陶俑中，丁奉逝于271年，比滇国青铜器晚近400年。
滇国技术先进、经济繁荣、战力强大，可到前109年，还是亡了。滇国本重信仰，随着社会富裕，贵族转向追求金钱。以铜鼓为例，本是崇高的礼器，类似中原的鼎，学者董晓京指出：“古滇国铜鼓鼓面正中央有太阳纹，表达了古滇人对太阳神的崇拜，鼓面上的鸟纹是将滇人的祈求传达给天上神灵的使者。”
到了后期，铜鼓变成贮贝器，即学者杨江林所说：“破坏了铜鼓的完整性，以及具有圣神性的太阳纹，而在鼓面上铸造反映日常生活中农耕、祭祀、征伐等写实题材的立体雕塑。”
到西汉中期，连贮贝器也不要了，贵族干脆存金器和五铢钱。汉武帝赐滇王金印，本是代代相传的权力象征，却被滇王给陪葬了（有学者认为金印应铸造，该金印手刻而成，或是仿品），西汉王朝派太守理滇，实行“双轨制”管理，后代滇王连金印都没有，权力渐小，最终悄无声息地被替代。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极尽辉煌，却只是一个古代“存钱罐”，后人从中不仅能领略古人工艺之美，亦可悟出兴衰存亡之理。（责编：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蔡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