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6日，日本总务省公布了最新的日本人口数据：截至2025年1月1日，不计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日本人口总数约1.2065亿，较上年减少约90.8万。与此同时，在日本居住的外籍人口约有367.7万，创2013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新高，较上一年增加约35.4万，增幅超过10%。外籍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数量已近3%。
2024年4月，我前往东京大学留学，此行感触最深的莫过于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外籍工作者。宿舍附近的便利店、小餐馆里，东南亚面孔的服务员在忙碌穿梭；电器卖场、药妆店内，中国店员在为游客热情导购；为我办理手机卡业务的营业员来自印度……从这些日常所见的鲜活图景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在日外国人已经融入日本社会，成为支撑其日常运转的重要力量。
2070年前日本或成“移民国家”
除了大和民族外，日本境内其实还生活着阿伊努、琉球等少数民族，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自诩为“单一民族（大和民族）国家”。近年来，在日外国人数量持续攀升，使日本逐渐超越了“单民族”与“多民族”的争论，正朝着“移民国家”的方向迈进。
国际上对“移民”没有统一且明确的定义，国际移民组织（IOM）尝试将其定义为“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无论暂时还是永久，也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离开原居住地迁移他处的人”。然而，该定义将国内流动、出国旅游的人员也纳入“移民”的范畴，这显然与普通大众认知中的“移民”存在差异。聚焦日本，可以发现日本在讨论“移民”时通常特指国际流动人口，并以在留许可类型作为主要判定依据。日本的在留许可通常以90天为界，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类：90天以内的旅游、探亲、商务等属于短期；90天以上则属于中、长期。中、长期在留许可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身份或地位签发的“永住”“定居”“日本人配偶”“永住者配偶”等在留资格；另一类是基于从事活动签发的“外交”“留学”“技能实习”“研修”等在留资格。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将获得永住资格的外国人视为移民，但学术界的界定更为宽泛，例如东京大学永吉希久子教授认为，除“短期滞在”者外，获得中、长期在留许可的在日外国人皆可称为“移民”。
若按照学术界的宽泛定义，近年来日本的移民呈现规模大、增速快的特点。如前述总务省统计数据，2024年底在日外国人较2023年同期增长10.5%，较2014年增加了160多万人。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曾预测，未来在日外国人的数量与比例还将持续上升，预计到2070年，日本总人口将下降至8700万，而在日外国人将增加到939万人，外国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会达到10.8%。从近年来在日外国人的增长速度来看，这一比例很可能在2070年之前就会超过10%，接近当前意大利、丹麦等欧洲国家的水平，成为“移民国家”。
吸引年轻外劳缓解少子老龄化压力
回顾近代历史，可以发现日本并无大规模接纳海外移民的传统，反而对外国人入境保持高度警惕。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向海外移民一直是日本国际人口流动的主旋律。日本首次有组织的海外移民始于1868年，当年有四十余人移民至关岛，153人移民至夏威夷；1888年以后，日本开始向美国本土、加拿大输出移民；1898年后，移民目的地扩展至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此后百余年间，尽管不同时期向外移民规模有所不同，但这一趋势并未改变，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日本才逐渐由人口净流出国转变为净流入国。为何日本一改传统，选择开放国门、大量接纳外国人呢？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
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口在完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第一次转变后，还会经历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约2.1）的第二次转变。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迎来第二次人口转变，1974年总和生育率跌至2.05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到人口更替水平，这标志着日本进入少子化社会。在少子化初期，日本政界几乎毫无反应，政策制定甚至带有“抑制生育”的倾向，导致此后十余年总和生育率一路下滑，直到1989年降至1.57，才引起全社会关注，当1994年日本推出应对少子化的《天使计划》时，生育率已降至1.5。总和生育率1.5在人口学中有重要意义，“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生育水平一旦跌破1.5将很难回升。199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降至1.42后，尽管政府相继出台了《新天使计划》《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等措施，总和生育率始终未能回升到1.5，反而在1997年下降到1.39，2003年下降到1.29，2005年下降到1.26，2024年下降到1.15，屡创新低。
长期的低生育率深刻改变了日本的人口结构。1990年日本总人口为1.2361亿人，0-14岁人口占18%，15-64岁人口占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12%。虽然当时已进入少子老龄化社会，但是整体而言人口结构依然呈“金字塔”形。到了2020年，0-14岁人口比例降至12%，15-64岁降至60%，而65岁以上老人比例则攀升至28%，少子老龄化加剧。预计未来0-14岁和15-64岁人口比例将继续下降，65岁以上老人比例持续上升，日本的人口结构将由“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转变。
在人口结构转型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开放国门，吸引年轻的外国劳动力以缓解因少子老龄化、总人口锐减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2019年创设的适用于建设、护理、农业、渔业等16个行业的“特定技能”在留许可制度，为外国人赴日就业提供了便利，这加速了日本迈向“移民国家”的进程。
“多文化共生”vs“日本人优先”
随着在日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如何实现日本人与外国人的共生，成为日本社会必须面对的课题。2006年日本总务省提出“多文化共生”理念，摒弃了以往仅将外国人视为劳动力的视角，而将其视为地方社会的成员，强调“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们，在相互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努力建立平等关系，作为地方社会的成员共同生活”，并制定了《地域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该计划得到地方社会的响应，各地纷纷为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提供“交流支援”“生活支援”等服务。根据笔者在东京留学期间观察，文京区区政府的对外服务窗口配备了多国语言翻译机，有效缓解了外国人办事时的沟通难题。
尽管政府层面积极推动“多文化共生社会”建设，但是在日本社会里一直存在排斥外国人的声音。前不久，日本参政党代表神谷宗币在东京的街头演讲中打出“日本人优先”的旗号，将物价上涨、工资停滞、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外国人。虽然“日本人优先”言论遭到抵制，但神谷宗币所属的参政党却在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一举斩获14个席位，成为本次选举最大赢家。这一结果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趋于保守化，排外情绪依然浓厚。近年的日本民意调查同样有此倾向，2023年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进行的“关于与外国人共生”意识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8.3%的日本人对在日外国人持有偏见或歧视态度；有50.6%的日本人对外国人增加感到不安；有45.5%的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对当地治安产生了负面影响。
日本政府推行的《地域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以及地方社会的各种探索，切实为在日外国人的生活提供了便利。然而，要让日本人真正接纳外国人，实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日本的和谐共生，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仍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曹有顺
责编 辛省志
